这一切，让青楼佳人的审美属性不再仅仅停留在形体上，而且上升为精神与形体统一的高度，真正完成了外在与内在、肉体与精神的统一。这就为名士与名妓之间的精神交流—以诗赋酬唱奠定了基础。而对于色艺俱佳的名妓来说，她们能与名士诗赋酬唱，获得了显示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，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品位与自我价值。从此，中国文学产生了无数表现名士与名妓之间感情交流的诗文，如白居易和樊素小蛮，元稹和薛涛等等。唐朝大诗人中与青楼妓女交往最为密切的，莫过于李白、白居易、元稹、杜牧、温庭筠；在宋代大词人中，当然也莫过于柳永、苏轼、欧阳修、秦观了。

唐朝青楼妓女中，诗歌写得最多最好的无疑是薛涛。相传她的元稹有过恋情，一次两人因事失和，薛涛作《十离诗》送与元稹，二人得以复和。她的《十离诗》借物咏怀，反复表现哀怨和恋主的感情，构思新巧，情辞俱达，确实是“非女才人不能”其他作品如：《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》二首，《送友人》，《赠远》，《送卢员外》……有的笔力雄健，有的用事贴切，有的托意深远显示出深厚功力。她的咏物写景诗构思新颖，语浅情深，极度富诗情画意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对她的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。薛涛不仅是一名色艺超群的歌妓，而且在军营中称她为“校书郎”。因此，唐朝诗人王建赠薛涛诗曰：“万里桥边女校书，枇杷花下闭门居。扫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领春风总不如。”

唐代除薛涛外还有许多女才人，如关盼盼，徐月英，杨苧罗和无数不知名的青楼妓女，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与文人们一起共同繁荣了唐代诗坛。

宋代的妓女中的才女也是举不胜举的，最有名的是南宋台州营妓严蕊。在一次七夕宴上，有豪士谢士卿，命她即席成词，并且规定以己姓为韵。酒方行，严蕊便吟出《鹊桥仙》：“碧桐初出，桂花才吐，池上水花微谢。穿针人在合欢楼，正月露玉盘高泻。蛛忙鹊懒，耕慵织倦，空做古今佳话。人间刚道隔年期，怕天上方才隔夜。”此举让那些士大夫极为钦佩。

唐宋时期，文人进身大都来自科举，特别是看重进士。为官的即使做了宰相，若不是进士出身，也是一件遗憾事。进士及第，必携妓游宴，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。新科进士与歌妓边饮酒边唱诗，成为令人艳羡的时刻，故张籍诗云：“无人不借花间宿，到处常携酒器行。”李白的《对酒》：“玳瑁筵中怀里醉，芙蓉帐底奈君何？”李商隐的《碧城三首》之二：“紫凤放娇衔楚佩，赤鳞狂舞拨湘弦。”都是写青楼之乐。白居易的《江南喜逢萧九彻，因话长安旧游，戏赠五十韵》将青楼的环境、妓女的服饰、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、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，绘声绘色地描写得淋漓尽致。至于享誉千年的《琵琶行》更是借歌妓之杯盏，浇心中之块垒，将娼妓文化与诗歌创作推向艺术的巅峰。

宋代是词发展的巅峰时期。宋初的社会安定和城市繁荣、南宋的苟且偷安，都为一些士大夫提供了享乐生活的条件。这一时期，宋诗受了道学的影响，“言理而不言情”，结果使抒发爱情和描写色情成了词的专业。这一方面是继承了唐和五代词的遗风；另一方面，士大夫阶级认为诗歌和散文是正统文体，是阳春白雪，而词则是非正统文体，属下里巴人，近于民间文学。再者，词的体裁较活，更便于文人雅士们吟风弄月，便于妓女和情人低吟浅唱。这样，两宋的大词人几乎无人不与歌妓舞女有密切的关系。宋词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

宋代的著名词人晏几道、秦观、欧阳修、苏轼、周邦彦、姜夔等都与青楼歌妓过从甚密，并且写下了许多反映青楼妓女生活、歌唱两情相悦的佳篇名句。如秦观的《鹊桥仙》：“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渡。金风雨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”姜白石的“自喜新词韵最娇，小红低唱我吹箫”。小红是范石湖送给姜夔的妾。白石每作新词，即自吹箫，小红随即歌而和之。其乐融融，令人艳羡。

在这众多的词人中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柳永了。柳永少年时在京城过的是散漫自由的生活。年轻时科举屡试不第，直到晚年才中进士，以后做过一些小官。在北宋词人中，他是官位最小的一个，但他却把毕生的精力用在了词的创作上。可以说，柳永是第一个专业词人。

柳永的一生穷困潦倒，虽然和妓女的悲惨生活有不同内容，但是，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，又有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共同遭遇，所以柳永对妓女较理解，在词中表现出对她们的深切同情，反映了她们的思想感情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如《迷仙引》中，他描写她们“万里丹霄，何妨携手同归去。永弃却、烟花伴侣。免教人见妾，朝云暮雨”的痛切呼声。相传柳永死后，还是由“群妓合金葬之”。并且此后，每逢清明京师各地千百名妓，成群结队云聚其墓前祭奠，去祭奠这位词人，人谓“吊柳会”。在明代冯梦龙的《三言》中，就有一篇描述这一情景的，题为《众名妓春风吊柳七》。后来有人在柳永墓前题诗，诗云：“乐游原上妓如云，尽上风流柳七坟。可笑纷纷缙绅辈，怜才不及众红裙。”

总编 王博生

主编 王丁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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